“两型”探索 湖南交出亮丽的成绩单

　　高福生

　　围绕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的发展理念，6年来，湖南推出八大类制度创新，106项原创性改革，交出了一份亮丽的“成绩单”。2013岁末时分，中国(海南)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、国家综改试验区专家总结评估组组长迟福林和他的团队，再次来到湖南，对湖南“两型社会”建设进行全面“巡检”，给出了“深入人心，走在前列”的高度肯定。(1月6日《湖南日报》)

　　6年前，长株潭城市群被国家确定为“两型社会”试验区，并被赋予先行先试的政策创新特权。6年后的今天，湖南通过推进“两型社会”的建设强力崛起，“两型湖南”不仅是中部地区一道靓丽风景线，也是湖南最大最响最具特色的世界级名片。每一个湖南人，对这6年来发生在身边的“两型”巨变可说是感同身受。

　　湖南“两型”之变得益于科学的顶层设计。在两型社会探索时，湖南放眼全球、立足本土，高起点编制了长株潭城市群“两型”社会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和区域规划，确立了“省统筹、市为主、市场化”的原则，构建了全方位、多层次的试验区改革方案和建设规划体系，涵盖了经济、城乡建设、公共服务三大领域，为“两型社会”建设明确了系统性好、创新性强的行动路线图，大至产业，中到企业，小到家庭，都能找到具体的“改革指南”和清晰的“施工图”。

　　湖南“两型”之变得益于制度的不断创新。6年来，湖南全力做好“三项制度”兴“两型”文章，即建立产业准入提升退出机制，让发展更科学;建立污染整治和环境保护机制，让环境更优美;建立两型社会示范创建机制，让生活更美好。在此背景下，围绕“两型”发展出台的一系列法规制度，让湖南的“两型”改革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。

　　湖南“两型”之变得益于群众的积极参与。6年来，湖南以两型示范创建活动为抓手，推动两型社会建设进机关、学校、企业、城镇、社区、家庭、村庄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市场门店、旅游景区，让群众成为建设两型社会的主体，同频共振，谱写了“人人参与、人人受益”的新篇，衍生出了“绿色保险”、“两型产品”、“两型采购”等一系列人民智慧的产品。

　　“禁令年”带来大浪淘沙

　　奚旭初

　　去年一年，从中央到地方，各项禁令不断出台，2013年也因此被称为“禁令年”。一些分属各系统不同级别的公务员，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“为官不易”，在失去隐性收入后，一些人甚至考虑离职转型。(1月9日《新京报》)

　　读此消息，突发一番“大浪淘沙”的感叹。这些年，公务员考试年年暴热，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。法制日报的报道曾披露，相当多的报考者直言不讳，进入行政机关，薪酬高且旱涝保收、社会福利亦非常人可比。而所谓预期机会中，除了那些明摆着的好处，说白了还有比如行政权力部门化，部门权力个人化衍生出的吃拿卡要等“潜利益”多多。现在禁令十面埋伏，“围追堵截”，“预期机会”已如落花流水，当初冲其而来者，如今自然就会萌生去意。

　　吸引一些公务员的“预期机会”，恰恰是现行制度的弊端。而冲着异化的权力理念而来的人，在公务员职位上能是合格的公务员吗?从这个角度看，在失去隐性收入后，一些人不想再干而要离职，实在是一件大好事。对公务员队伍而言，让那些不愿“公务”而只想以公谋私者出局走人，也是“纯洁队伍”、“清理门户”，而对党政机关，不但有助于裁减冗员，亦有利于重塑形象。

　　“禁令年”带来大浪淘沙，又是正本清源：做官本就不容易。做官即为公仆，意味着有一万个付出的根据，却没有一个“补偿”的理由，就意味做官即不许发财，做官即不许官商勾肩搭背……总之，做官就必须接受“吃苦”。若是又不想辞去公职，又不愿吃苦在前，享受在后，反要以权谋私，假公济私，损公肥私，那就必须用党纪国法严惩不贷。

　　厘清这个理念，极具现实意义。

　　应引导公众参与社会治安管理

　　郑文

　　为鼓励市民积极参与防控抢劫、抢夺、盗窃汽车、入室盗窃、扒窃等侵财犯罪，长沙市公安机关将给予抓获盗抢嫌犯的市民5000元至1万元奖励。(1月8日《湖南日报》)

　　临近年关是盗抢案件高发期，长沙市发动公众广泛参与社会治安管理，不失为一个好方法。

　　群防群治是社会治安管理的必由之路。盗抢的猖獗在一定程度上危及公众的财产安全，对此应该保持高压的打击态势。但如果仅仅依靠警察，警力十分有限，难免捉襟见肘。抓获盗抢嫌犯有奖，是培育公民精神的有效实践，值得推行。

　　当然，也许有人会问，抓获盗抢嫌犯有奖容易助长功利的拜金主义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抓获盗抢嫌犯就是管“闲事”。如何让管“闲事”，成为社会公众的自觉意识，就应该在社会管理制度上给予一定的奖励和肯定。这既是一种物质上的补偿，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，进而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力，引导更多的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管理。

　　物化的奖励就是价值观念的另一种引导，有助于社会道德生态的改良。5000元至1万元奖励，不算太高，但可以产生“四两拨千斤”社会效果，于是人人乐意管“闲事”的社会氛围就会生成。与此同时，抓获盗抢嫌犯有奖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节省社会管理的成本，用以奖励公众达到弘扬社会正义和道德风尚的目的。

　　公众的正义举止，需要社会价值取向的引领。因此，抓获盗抢嫌犯有奖，除了物化的褒奖外，还必须辅之更多的制度建设，让管“闲事”者不吃亏且得实惠。针对公众在抓获盗抢嫌犯过程中可能遭遇的人身伤害，长沙警方表示公安机关将为其申报长沙市见义勇为基金。通过建立风险保障机制，为见义勇为者解决后顾之忧，就能为公众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管理提供源源不断的推动力。

　　别让“治霾责任书”成形象工程

　　王传涛

　　1月7日，环保部有关负责人向媒体通报，为贯彻落实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，环保部已与全国31个省(区、市)签署了《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》。同时，国务院将颁布考核办法，对未通过考核的地区，环保部将会同组织部门、监察部门进行通报批评，并约谈有关负责人，提出限期整改意见。(1月8日新华网)

　　看上去，这样一份“治霾责任书”确实鼓舞人心。可是，已呈常态式的雾霾天气，果真能随着一纸“治霾责任书”的签订而飘然散去?

　　公众或许还记得，2012年底和2013年初，各大城市都公布了自己的房价控制目标，但在房价连涨19个月的残酷现实中，所有的“军令状”都几乎变成了废纸。到现在为止，连个出来道歉的城市也没有。

　　问责机制的缺失，容易让责任书变成“形象工程”。客观来说，“治霾责任书”里的治霾目标，和去年9月份国务院发布的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一脉相承，是争取大气污染在5年内得到治理的现实举措。但是，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问责，一份冠冕堂皇的责任状，就不会有什么实际效力。

　　关于雾霾，百姓似乎一直揣怀几个困惑：治理雾霾到底是多难的事?关停一些扬尘工地、排污企业，真的很难?宁可让广大中小学停课，也不愿意让污染企业停工，难道GDP就比百年树人的教育还重要?《污境保护法》早已颁布实施，按法律条文办事怎么居然要采取签订责任书、立下军令状的形式?

　　治理雾霾说到底与科学的政绩观直接关联，既要让权力在GDP、财政收入和生态文明与公众健康间做一个取舍，也要明确治理污染问题也是民生问题，马虎不得、懈怠不得。

　　既然签下了责任书，立下了军令状，就必须以严格责任追究制度作为配套，否则，“治霾责任书”就很难避免重蹈“房价控制目标”的覆辙。

　　新闻漫画

　　“雷语”频出折射权力张狂

　　在接待群众来访时，四川达州市达川区罐子乡党委书记罗颂语出惊人，称“威胁我就是威胁党”。7日晚，达川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，“不当言论属实，罗颂已被相关部门停职，接受调查”。(1月8日《成都商报》)

　　权力不受监督，就会走向暴戾。当今官员“雷人雷语”频频爆出，折射出来的是权力不受制约时的张狂。“雷人雷语”的背后，根本问题是价值观扭曲和权力制约的缺失，在权力的驱使下，说话做事毫无顾忌，全然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，是传统的“官本位”思想在作怪，不知道自己做官是“为了谁”、“依靠谁”，当然也没有想清楚“我是谁”，更忘记了自己手中的权力从哪里来，说到底还是官本位思想在作祟。

　　图/李宏宇 文/朱忠保

　　■一句话评论

　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。会议决定，从今年1月1日起，将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再提高10%，并向其中有特殊困难的群体适当倾斜。这已是我国自2005年起连续10年增加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。

　　——连涨10年，能掂量出民生之重。

　　长沙男子李治国(化名)从没去过厦门，却遭到厦门警方跨省追逃。在派出所里接受了厦门警方长达4个多小时的询问后，事情最终被证实是一场乌龙。但厦门警方仅仅是要他回家休息，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。

　　——既然是一场误会，道一声歉真的那么难?

　　江苏省民政厅厅长侯学元在全省民政工作会议上中途脱稿发言，“去年我们的儿童大病救助资金还有2000万沉淀在账上，财政要收回，难道我们的钱多到用不完吗?事实上，有不少孩子还在等着救命钱，而有的县区却落实不下去。”

　　——让救助金“睡大觉”，也是一种失职。

　　(点评：吴浩)